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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庄子》中为什么有许多“孔子与老子会面”的场景?

   在《庄子》内篇中,孔子与老子并没有直接见面、对话。两人唯一的关联,是在《德充符》中,老子通过叔山无趾的阐述,表示希望能让孔子“以死生为一条,以可不可为一贯”,以“解其桎梏”。由此可知,在内篇中,老子应是同情叹惋孔子之受桎梏,希望能解除其束缚。

孔子与老子是否真有会面之事,早已无从考察。然而,此事除了出现在《庄子》外杂篇外,也曾出现在《礼记曾子问》、《史记老庄申韩列传》、《史记孔子世家》和《孔子家语观周》等篇章。可见当时之儒者、道者多借“孔老会面”此一主题抒发己见。

《庄子》外杂篇中,道家后学创造出许多孔老会面与对话的场景。孔老讨论的焦点,集中在“大道”与“人性”的问题上。有时是孔子呈现出求道若渴的低姿态;有时是老子教训孔子之执迷不悟。外杂篇安排孔子向老子问道,当然蕴含着儒家有其不足,应向道者学习的意味,儒、道自然高下立判。然而,老子愿意“改造”孔子,正代表其认为孔子仍有提升、超越的可能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天运》篇中老子教导孔子之言,所反映的并非是原始道家思想,而是黄老道家思想。这也说明了,无论原始道家,抑或黄老道家,皆以“孔老会面”一事寄托己意。

《知北游》中的“孔子问于老子”

外杂篇中,时常出现孔子向老子问道的场景,如《知北游》中老子指出:疏通心灵、超越智慧,才能悟道,是以此“斋戒”即“心斋”也。道“难言”,但语言仍具引导、启发作用,故勉强为孔子说个概略。

老子先从“昭昭生于冥冥,有伦生于无形”说起,说到天地、日月、万物皆因道而各得其正,得道者更能“用心不劳,其应物无方”。人于天地之间,也是依循道化而生而死,人们以为有寿夭之别,其实只是一瞬之间,何必执着?

“不形之形,形之不形”,从无形到有形,又由有形回归无形,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回环往复之途。唯有得道之圣人与众人不同,他不求博学多智、能言善辩,与道合一,却从不论述大道。有趣的是,老子大谈道之境界,先是详细叙述道之情状与功用,后又认为大道不可听闻,亦不可论述。点出了“道”不得不落于言诠,却又无法完全借“言”而传的微妙关系。

在道家后学那些向往老庄道术者的眼中,老子是“淡然独与神明居”的得道者。后学者对于“道”境的描述,由简略走向详细,由无言走向有言,以譬况之言铺陈隐喻“道”之无所不在、充塞天地,多少是受到战国时期论辩之风的影响。

外杂篇的作者正是托言于老子,以论述“道”境。那么,道家后学又多设计了一个“孔子问于老子”的情节,意义为何?

这代表道家后学仍秉持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理念,老子本不欲多言大道,是因为孔子谦虚求教,所以才勉强言之。这不但证明了只有道家老子能体证大道,而且孔子也有求道之心,孔子的生命仍有向上提升、超脱世俗的机会。

《天地》、《天运》中的“孔子向老子请教圣人之道”

再看《天地》篇。孔子以公孙龙“离坚白”之说,向老子请教圣人之道。老子认为,辩者只是被技艺、才能所束缚,导致形体劳累、心神不宁的人罢了,他们的聪敏与才能,反将招致灾祸。多数人是有形体而无知无闻,难得的是与大道俱存、物我相融之人。唯有忘物、忘天以忘己,才能与天合德,此即“入于天”。就表面的文字来看,老子似乎是针对名家而发,但老子说话的对象却是孔子,这其实是“一箭双雕”——批判名家、反省言辩的同时,也在批判儒家对才能、智慧的重视无益于大道。一句“丘,予告若,而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”直接批评孔子尚未通达大道,不能了解至理。

那么,道家后学为何不安排老子直接与名家学者对话呢?恐怕正是因为道家后学认为,相较于名家来说,孔子较可能由迷转悟,领悟道家之理。

果然,孔子在《天运》篇中,终于悟道了。孔子依旧是以求教者的身份,向老子请教。孔子自言,其以研读六经的方式,向君王要求爵位,结果七十二君中,无一人愿意用他。

这其实是在讽刺当时的儒家后学——他们以为精熟六经,就可以以古制今。儒者以此来寻禄求誉,更让道家后学不齿。

在老子看来,无论先王六经,抑或孔子之言,皆“陈迹”也,无法顺应时局的变化。性、命、时、道潜藏于生命流行之中,似存若亡,无迹可寻,是以“难明”。“道”一旦进入说解,即陷入“分别义”。先存探求之心,反而将因执着于“迹”,而惘然无所得。换言之,唯随任自然之化,才能自安;唯有自安,才能安人。孔子在老子的提点下,三月后悟道,了解行为处事都必须随顺自然变化,才能安时处顺。老子最后“可,丘得之矣!”的认同,确认孔子成为得道之人。在《天运》篇中,孔子本是求道者,在听闻老子的一番话后,彻底悔悟,进而转化为悟道者。

《田子方》中“孔子惊叹老子境界之高”

在《田子方》中,孔子也呈现了同样的变化。在这则文字中,孔子惊叹于老子“遗物离人而立于独”的境界。

老子形似槁木,实是“游心于物之初”。寂静无言中,蕴藏着万物生机,动与静并非二端,静中涵藏着动,虽是沉默,却是充满创造力的沉默。

这样的境界难以智慧认知、以言语说明,但是,老子还是尝试为孔子说明概况:阴阳发乎天地,二气互相交融,万物便因此而产生。日月运行,万物生灭,循环往复,而不知其宗。人若能游于此至乐之境,即是“至人”。生死乃旦夕之事,何况祸福?外境变化无常,何足以患心?真正可贵的是自身之主体。孔子听闻后大叹“夫子德配天地,而犹假至言以修心”,佩服老子以至言修养心性。老子则澄清,“至人”不修而自明,不必如“克己复礼”工夫般刻意去修持,“心”无需“修”,无心反能处顺。求索语言文字的意义、模仿先圣之修养工夫、执定于某一标准,其实也就失落了主体性与“至言”所能展现的各种可能。

在此,老子不但为孔子解说了道境,也破解了孔子对“修养工夫”的执着。孔子在见老子之后,马上将自己受教于老子之事告诉颜回。孔子感叹自己以往不知“道”,幸而老子开示,才让自己得以窥见天地之大全。

显而易见,庄子后学的思路是:孔子向老子求道,成为悟道者之后,又传授颜回。在《庄子》内篇中,只见老子有心拯救孔子,而尚未付诸行动;只见孔、颜皆为道家之人,论心斋坐忘之功夫。在外杂篇中,庄子后学则将不同的寓言连贯起来,其新增的关键就在于“孔子向老子求道”。因为孔子求教于老子,是以孔子能悟道,并以此影响颜回。

由是以知,在道家后学认为,在这些非道者之中,孔子最有转化、提升的可能性。

《天运》中处处显现出黄老道家的义理倾向

在上述“孔老会面”的寓言中,《天运》篇中的老子思想与他篇殊异,其文曰:“(孔子)五十有一而不闻道”,这是讽刺《论语》中孔子自谓“五十而知天命”的说法。

孔子所谓的“知天命”,在道家看来,仍然是不识天地、未达大道。文中又称孔子为“北方之贤者”,与老子这位“南方之贤者”分庭抗礼,显现出南北道术之不同,当然也蕴含着“南方之贤者”高于“北方之贤者”的意味。孔子自言其求道的过程,是借着探求“阴阳度数”去求取大道,结果一无所得。事实上,孔子本身并不热衷于阴阳度数的研究,此处老子所批评的,显然是战国时期部分倾向研究阴阳五行的儒生。

道家后学虽然将茅头指向“孔子”,但这位“孔子”并不只是单纯地代表儒家。在道家后学的观念中,就强调才能、技艺这点来看,名家、儒家无别;就标举“爱”这点来看,墨家、儒家无别;就热衷阴阳度数来看,阴阳家与部分儒生也无别。

由此看来,“孔子”已经成为“箭靶型人物”。“孔子”不仅代表后世的儒家后学,甚至连其他各家相关的学说,也可以含纳在内。

《天运》篇中说逍遥大道可以借路于仁、寄宿于义,又说遵循自然变化的道家圣人能使用八项“正人之器”,处处都显现出黄老道家“采儒墨之善,撮名法之要”的义理倾向,而此举是为了达到“指约而易操,事少而功多”的目的,明显与其他文字有所不同。可见道家后学的立场出现分歧,唯一相同的是,他们都以“孔老会面”作为论述己见、阐扬学说的场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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